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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们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重要保证。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提出的一个新的发展观。1989年５月举行第１５届联合国环境署理事会期间，通过了《关于可持续发展的声明》。１９９２年６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召开，会议提出并通过了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２１世纪议程》，并且要求各国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各自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计划和对策。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准则是国家在保持其生态系统可持续性的基础上，推动包括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内的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可持续发展要使社会各方面的发展目标与生态、环境的目标相协调。当前，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已经成为考察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与该国所拥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方面的能力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随着社会知识化、科技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人类世界将进入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激烈竞争的时代。谁在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上占据优势，谁便能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奠定更为牢靠的基础与保障，创造更大的时空与机遇。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94年７月４日，我国政府批准了第一个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２１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可持续发展战略开始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目标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保证经济和社会发展有持续的后劲和良好的条件。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深刻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充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文明发展史积累下来的宝贵历史经验和智慧，在经济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进程中，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结合起来，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当前，我们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构想，充分体现了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深入思考。本文着重从儒家思想角度，为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传统思想资源，使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能够建立在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之上，最终根深叶茂，结出健康和长久的果实。

一、儒家的义利观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经济可持续发展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生态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我们正确地在经济圈、社会圈、生物圈的不同层次中力求达到经济、社会、生态三个子系统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使生产、消费、流通都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均资源少、经济和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在这种条件下实现可持续发展，主要是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不断改善发展质量，提倡适度消费和清洁生产，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持资源基础，建立“低消耗、高收益、低污染、高效益”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即经济发展不但要有量的扩张、也要有质的改善。这种发展模式一方面追求经济规模和效益的增长和社会效益的提高，包括人均GDP增长率、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投资的增长率，另一方面突出强调环境治理保护力度和投资的比重，包括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水土流失治理程度、三废治理和综合利用产品产值占总产出比率、保护区面积率。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以经济可持续发展为中心，既要追求经济增长，更要追求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后劲，不能鼠目寸光、急功近利，更反对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儒家圣贤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必须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把经济建设与生态文明建设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儒家的“以义制利”、“义利兼顾”、“诚信为本”等思想可以发挥重要的指导价值，来纠正社会上流行的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利己主义思想。义利关系问题（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儒家道德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处理好两者关系对国家、政治、经济、伦理及社会风尚都具有十分重创要的作用。孔子最早提出义利之辩，他主张重义轻利，义以生利，以义制利，义然后取，见利思义。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不过，孔子并不否认功利是其发展的重要基础。《论语·子路》里，孔子说过先“庶”（人口兴旺）、再“富”（生活富裕）、后“教”（教育）的发展观。可见他肯定了实际功利对于社会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孔子在谈论食、兵、信三者孰为重时，以“信”为第一，认为“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足食”和“足兵”体现了功利追求，而“民信”则属于道德追求的范围，可见孔子将道德追求置于优先于功利追求的地位。孟子答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强调要贵义贱利，舍生取义。荀子主张先义后利，“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西汉董仲舒继承了孔孟的义利观，提出“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论点，强调道义和功利不能并存。他的这个观点对后来影响很大。宋代又就义利关系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程颢、程颐、朱熹等坚持董仲舒的观点，认为道义和功利是互相排斥的。程颢说：“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天下之事，唯义利而已。”（《二程语录》）陈亮、叶适则认为道义和功利并不矛盾，功利体现在道义之中，离开功利无所谓道义。叶适说：“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耳。”（《习学记言》）后来清代学者颜元也认为义利不能偏废，应该并重，反对董仲舒的观点，主张“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

随着全球化浪潮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关系问题明显的凹现出来。在我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市场经济活动的法律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一些违法乱纪、不讲公共道德、不负社会责任、胆大妄为的人乘机钻空子，贪赃枉法，大发不义之财。他们唯利是图，损人利己，损公肥私，制假贩假，挥霍无度，过分渲染高消费、超前消费，炫耀富裕，追求眼前利益和笑贫不笑娼的片面舆论导向更使一些人见钱眼红，对不仁之富垂涎欲滴，导致社会腐败、道德滑坡、人心冷漠；他们为发财致富不择手段，狂采滥伐、竭泽而渔、滥捕偷猎、任意排污、盗损文物等，使生态环境受到更严重的威胁。由此加深了社会的贫富不均，使环境问题变本加厉，从而使破坏性的经济生产活动到处泛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应该从儒家的义利观当中吸取营养，帮助当代中国人惊醒。儒家的义利之辩可以为我们实施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一个重要的思维视角。正确看待和处理义利关系问题不仅仅是关系到人们安身立命的道德原则问题，同时也一个重要的的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是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导向问题。面对拜金主义盛行和物欲横流的现实状况，我们应该大胆借鉴儒家重义轻利、先义后利、义利并重等思想来进行社会调节和规范，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标准作为道义原则去捍卫和坚持，制约和引导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功利原则。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不要放松对道义原则的追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如果我们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罔顾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无视生态环境的保护，我们就成了唯利是图的小人，最终在经济利益的疯狂追求中迷失自己，发展就成了一种对人类贪欲的追逐，失去了目的和意义，并祸及子孙后代。因此，我们一方面要尽快建立健全市场机制的运行规范，使经济活动有法可依，同时辅之以一系列促进社会发展、环境生态保护和治理的法规，把人们的经济行为量之以法，使不法之徒不能妄为；另一方面还要大力加强社会教育和启蒙，强化健康、正确的舆论导向，提倡高尚的社会道德风尚，批评抵制那种片面宣扬金钱至上、发财享乐的错误舆论，把维护社会道义和生态环境提高到与经济增长同等重要的地为，以维护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想的顺利实施。

前不久，上海恒源祥集团公司董事长刘瑞旗掀起了一场关于企业文化发展的“狼羊之辩”，讨论道义与功利的冲突问题。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做狼，还是做羊？这时每一个中国企业都面临的重大思想问题。2004年，随着一本叫做《狼图腾》的小说持续畅销，人们对狼的生存哲学和发展精神有了全新的认识。该书将“狼性文化”归结为敏锐的嗅觉、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群体奋斗三大特征。 小说唤起了不少人对“狼性”的渴望。此后，狼道”就开始被广泛移植到企业领域。在企业界，人们对狼的崇拜风起云涌。“狼性”管理理论开始大行其道，狼赫然成了成功的代表。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对《狼图腾》一书评价很高。他说：“读了《狼图腾》，觉得狼值得借鉴。其一，不打无准备之仗，其二，最佳时机出击，其三，战斗中的团队精神”。号称中国第一CEO的张瑞敏之言立即在企业界掀起了阅读《狼图腾》的高潮，大小企业纷纷仿效狼的精神，打造狼一样的团队。 狼性文化的影响之大之深已非一般文化现象可比。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过分强调竞争的残酷性和挑战性，严重忽视人的人文关怀和悲天悯人的大爱精神，一味强调生存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把人性异化为狼性。然而， 一些企业文化研究学者也揭示了狼性文化的致命弱点，如独断专行、攻击性过强、残忍冷酷、贪婪无比、家族式垄断、僵化死板等。狼性文化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狼性企业文化中深藏着固有的本质——残酷无情，你死我活，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蔑视规则，无视人性等等缺陷，极易造成企业及员工在文化上的迷失。在与市场竞争对手的拼杀中，置对方于死地将是惟一目的，即使一方获胜，也会因失血过多元气大伤，形成“双输”的结果；在企业的内部管理中，由于人性的缺失，很容易形成强硬的刚性文化，员工与老板之间以及员工与员工之间将以“性恶论”为原则，互相提防、互相猜忌，毫无信任感，必然产生巨大的内耗。很显然，对企业的长期发展而言，“狼性文化”是一剂致命的毒药，绝非商业大道。因此，上海恒源祥集团在招聘广告里公开表示不提倡‘狼道’，而信奉‘羊道’。在恒源祥董事长刘瑞旗眼中，“羊道”提倡包容与和谐，提倡创新与改变，提倡科学与可持续发展。他认为，一个企业要想获得长久的发展，并不只有靠“狼道”才能使企业摆脱竞争的泥潭。恒源祥确立了以“羊文化”为核心的企业文化，通过实施品牌战略，开创了以小企业、大品牌为特色的发展道路，实现规模经营和快速扩张，使恒源祥迅速成为国内毛纺行业的龙头企业和中国著名品牌。刘瑞旗认为，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主张先义后利，就是“羊道文化”的体现，很值得今天的企业家借鉴。“羊道”的精神强调和气生财、合作双赢、诚信为本、和谐相处等原则，追求创造性而不是对抗性，因此能够长久持续发展；而“狼道”精神更多的是强调竞争性、对抗性，以及对他者的攻击性和毁灭性，因此会犯鼠目寸光，急功近利，自取灭亡。刘瑞旗的“狼羊之辩”将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引入企业文化中，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

二、儒家人文精神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以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通过人口控制、文化教育、居住环境、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创造一个文明、和谐、友好的社会环境，提高人们的幸福感和物质精神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人类自身的发展。在当今社会条件下，人类自身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人口综合治理、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改善人居环境等几个重要方面。儒家思想在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

首先，在人口综合治理方面，儒家的“博爱”“大同”思想和爱国主义思想具有重要的积极价值。人口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之一，只有妥善解决人口问题，才谈得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的人口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国人口控制工作在地区分布上很不平衡，不少农村地区生育水平仍然偏高。大量调查研究数据表明，由于受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人们受到儒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孝道的影响，具有强烈的传宗接代、重男轻女、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封建思想。对此，我们一方面要批判儒家思想里的封建余毒，扭转重男轻女的陋习，同时利用儒家思想里“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思想激发人们的公德心，建立健全的社会养老保险体制，就能破除养儿防老旧观念；并通过增强人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促进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社会责任感，把国家的计划生育基本国策贯彻到底；同时通过继承儒家教育为本的优良传统，大力发展农村基础教育，有效控制人口数量。我国人口普查与人口调查已表明，文盲半文盲妇女的生育水平很高，而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人们具有自觉节制生育的愿望，生育水平较低。因此，提高国民的文化教育水平也是人口综合治理的重要举措。通过这些举措转变人们的生育观，提高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变“政府要我少生优生”为“我要少生优生”，降低人口数量，提高中华民族的人口素质。

其次，在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方面，儒家“尊师重教”、“有教无类”等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积极价值。教育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又是使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内容。提高全民文化教育水平是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根本手段。现代科技文明的基础在于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者。一个国家的教育水平越高，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就越高。尤其在信息化社会，拥有良好的教育已经成为提高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基础。我国推行的科教兴国战略正是这种时代潮流的体现。而如果人们教育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受改善生活、发财致富的经济驱动力的驱使，人们很容易发生对环境生态破坏性的生产，诸如盲目采伐森林、开垦荒坡等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沙漠化扩大，滥采矿藏造成的矿产资源浪费与耗竭，盲目生产造成的能源损失和环境污染等。在经济相对落后，资源相对贫乏，而人口基数又十分庞大的我国，今后发展经济必须摒弃传统的导致环境破坏的工业化道路，而采取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就必须采用高新技术和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综合技术，因而对人们的教育水准提出了更高要求。尤其针对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要在全体国民中进行专门的可持续发展教育。这种教育的目标在于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环境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提高人们生态环境的保护意识和忧患意识，增强对当今社会及人类后代的责任感，增加参与持续发展能力。这种教育不仅要使人们获得科学知识，也要使人们具备高度的道德水平。这种教育既包括学校教育，也包括广泛的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于是，儒家尊师重教、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循循善诱、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虚怀若谷、温故知新、学而时习之、学思并重、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实事求是、举一反三、以身作则、锲而不舍、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等教育思想都将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

第三，在改善人居环境方面，儒家“里仁为美”“择仁而居”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改善人居环境，促进人类住区发展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中必须重视的问题，也是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性因素。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对生活质量、居住环境的更高要求。当今世界许多地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人口增长、高速城市化、住房不足、基础设施和服务设施严重匮乏等带来的种种挑战。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简陋、有害身心健康的环境中。所以，实现人居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挑战。联合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人类住区工作的总目标是改善人类住区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质量以及所有人（特别是城市和乡村贫民）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的中国人类住区发展的目标是通过政府部门和立法机构制定并实施促进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法规、发展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动员所有的社会团体和全体民众积极参与，建设成规划布局合理、配套设施齐全、有利工作、方便生活、住区环境清洁、优美、安静、居住条件舒适的人类住区。这里既有改善物质居住环境的的意思，如住房、交通、安全、卫生等环境，也包括改善人文环境，如社会交往、文化教育、邮电通讯、业余娱乐、健身体育等环境。在儒家思想里，孔子特别强调人居环境的人文因素。他深感居身之地有“仁”的重要性，提出“里仁为美”的思想。他说“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他认为，跟有仁德的人住在一起，才是好的。如果你选择的住处不是跟有仁德的人在一起。好人也会逐渐变坏，和好人住在一起，坏人也会慢慢学好。他因此对物质性的环境看的比较轻，而对精神性的追求比较重视。有一次，他告诉弟子想去九夷居住，弟子说那里太粗陋了，不宜居住，孔子回答：“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孟子曾经有“孟母三迁”的故事。荀子《劝学篇》明确提出“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所以防邪辟而近中正”的思想。刘禹锡的《陋室铭》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王安石《里仁为美》说“为善必慎其习，故所居必择其地。”可见儒家对人居住的人文环境具有很高的标准要求。

可见，儒家的人文思想可以为人口控制、文化教育、居住环境、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事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支持，帮助建设一个文明、和谐、友好的社会，最终提高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天人合一”思想与生态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以生态可持续发展为前提条件，它要求经济和社会发展必须与自然承载力相协调，实现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要求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既要满足当代人的现实需求，而又不损害子孙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能力，要求人类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并能认识到自己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尽的责任，并有与之相应的道德水准。所以，我们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子孙后代着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决不能走西方文明浪费资源的发展模式，更不能模仿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道路。

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也是中国古人看待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态度。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注重思考和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主张“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强调建立天、地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本义并不是谈人与自然关系的。在儒家来看，“天”可以有三种属性。他首先是人们敬畏、事奉的冥冥之中宇宙的主宰，是赋予人以吉凶祸福、决定王朝兴衰命运的主体，同时是赋予人仁义礼智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是赋予人良知和良心的根源，有时还指我们头顶的浩瀚穹苍。汉儒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第一种含义，认为“天”是一个有喜怒哀乐的天，也是世界的大主宰，可以和人感应、能够决定人的吉凶祸福。他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先秦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更强调第二种含义。孟子认为，上天赋予每一个人仁义礼智道德观念和良心原则，但由于人类后天受到各种名利、欲望的蒙蔽，不能发现自己心中的道德原则。因此，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宋明理学家张载、二程都继承了这条路线。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思想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荀子在《天论》篇里强调第三种属性，仿佛天就是物质性的大自然，但在他的整体思想里，“天”仍然是主宰、是人敬畏的对象。

虽然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并不是直接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因而不能直接用于解决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问题，但这个“天人合一”思想却能够给现代生态伦理提供重要的借鉴价值。首先，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整体，认为“万物与我并生，天地与我为一”，把人类社会放在整个大生态环境中加以考虑，强调人与自然环境息息相通，和谐一体，天人之间可以互相感应和交流，认为天地万物是人的物质生命和精神信念的重要基础。由此一基础所显出的是人对于自然万物在精神价值上的统一性和在宗教情感上的尊重和敬畏。我们看到，在儒家祭祀的对象里不仅有至上神、祖先神、圣贤神，还有大自然之天神和地祗神，如日神、月神、山神、河神、土地神、五谷神等等。只有认识并认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这一宗教基础，才能为人们自觉自愿消解人与自然的对立找到根本解决之道。其次，面对当前人类遭遇的生态危机，儒家天人合一思想为克服生态危机提供了重要的精神资源。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藉由自身科技智能发展所建立起来的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和科技霸权，使人类严重背离了“天人合一”思想的路线，由科技发展所构筑起来的骄傲与虚荣，由弱肉强食和急功近利导致的贪婪和物欲，把人已经异化成金钱、强权和科学技术的奴隶，很难重新回到天地的怀抱。正象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人类在自然状态下那样，“人对人是狼与狼的关系”，到处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则为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操作手段。它在承认人与自然差别的基础上，把人类之爱推之于自然万物，从而将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统一起来，解去“蔽于天而不知人”和“蔽于人而不知天”的两种偏颇倾向。它提醒我们现代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人类必须学会如何在尊重“自然的尊严”的前提下来获得人类自身的尊严，如何在“天人相分”的同时找到人与自然的宗教和精神纽带。第三，人类社会在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历史，是依靠科技创新而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的历史，同时也是在环境问题的逼迫之下不自觉不自愿地回归自然的历史，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蕴涵的生态学价值也在当代处境下才得到重视而显示出它本身的存在意义。现代文明滥用科技导致的弊端已日益显著，比如大气污染、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破坏、新疾病丛生、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爆炸、全球变暖等等。如果这些弊端里的任何一项得不到有效控制，则人类前途必然遭到毁灭。因此，人类从客观上开始出现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现实迫切需要。当代学者季羡林先生为此提出“东西文化互补论”，主张人类必须悬崖勒马，正视弊端，痛改西方“天人对立”的思想方法和征服掠夺大自然的发展模式，采用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方法和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当前，世界各国人民开始共同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发展模式。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之时，也大胆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主张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思路，把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友好型发展模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方针，十分强调资源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建设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这里，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显示出它重要的生态学价值，对中国当代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总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中国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自身需要和必然选择，也是我们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只有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才能保证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因此，我们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大胆地从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为我国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思想资源。儒家的义利观、儒家的人文精神、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都可以为我国经济、社会、生态的可持续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指导和精神支持。

参考文献：

《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08年。 管仲连、涂方祥、杨琳：《中国文化与可持续发展》，海洋出版社，2006年。 刘江：《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年。 王石生余天心：《我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探索》，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 中共中央党校课题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竞争力研究》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2008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科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