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庆贺杰出美学家、哲学家、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刘纲纪先生八十华诞，由武汉大学、中华美学学会主办的“中国当代美学的回顾与展望暨刘纲纪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1月17日在美丽的珞珈山下隆重举行。作为本次庆贺的系列学术活动之一，从16日到19日，在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小报告厅连续举行了五场学术讲座，以其高端性、前沿性和思想性，吸引了校内外众多听众的广泛参与。

16日晚，著名汉学家、德国特里尔大学卜松山教授以《中国山水画―陶渊明诗歌阐释》为题的精彩演讲为本次系列学术讲座拉开了帷幕，讲座由邹元江教授主持。卜松山教授对中国美学和艺术有深厚的感情和精深的研究，不但研究过清代书画家郑板桥，系统翻译过陶渊明的诗歌，而且还是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及刘纲纪先生《德国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等重要论著的德文译者，对中国传统美学和现当代美学在德语世界的传播、认知和接受做出了重要贡献。卜松山先生的报告以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等作品为中心，阐发和揭示了陶渊明淡泊名利、君子固穷、不为权贵折腰而接近山水、融于山水的高尚人格。同时通过元代著名画家钱选的卷轴，明代画家马轼、李在、夏芷的《归去来兮图》，以及石涛《陶诗诗意图》等画作，生动具体地呈现了陶渊明的人格精神和诗歌境界对后世中国艺术家的巨大影响，呈现了中国传统诗歌与绘画的内在精神关联，说明了中国艺术的言外之意、画外之意，揭示了中国美学和艺术的独特魅力。在整个讲座中，卜松山先生对中国的山水画论、诗歌理论信手拈来，表现了他对中国美学与艺术的热爱和痴迷，带领中国学子重温了我们自身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记忆，并以“他者”的视域对此做出了别开生面的解读，揭示了很多被我们以惯常的方式所遮蔽的意义，让在场的同学深受感染和启发。在回答提问时，卜教授还对中国绘画与现代西方印象派绘画作了比较，指出中国传统绘画的精髓和特质之所在。

18日下午，北京大学哲学系阎国忠教授所作的《什么是美学的问题？――追询古代希腊哲人柏拉图》的学术报告，则把我们的视野拉回到西方美学的发端处，引领我们重新思考人类智慧的开端，重新思考美学的基本问题。本次报告由邹元江教授主持。阎国忠先生首先表达了他对刘纲纪先生对本土文化的自觉与自信，以及不计名利、献身学术的精神品格的高度敬重。他认为本次学术研讨会彰扬了美学学科在学术界的地位，激励了很多美学研究者。在报告中，阎先生追询柏拉图的思想世界，通过对柏拉图的《大希庇阿斯篇》、《会饮篇》、《斐德罗篇》等经典文献的系统、深入的重新解读和阐发，揭示了柏拉图美学的一系列重要而关键的理论问题。诸如柏拉图美学中理式论与爱欲论的不可分割、“美”与“爱”的关系、美的理念的层次、柏拉图对“爱”与“知识”的区分等重要问题，启发我们重新理解原典，指示了美学研究和探索的基础性路径。此外，阎先生还着重讲述了他对刘纲纪先生“实践本体论”美学的理解和赞赏，并主张通过“性”、“生产”、“交往”、“尊重”、“爱”、“自我实现”等重要因素的综合，来解释人类的审美活动以及美的起源等美学的基本问题。同时，他还对美学界长期以来所讨论和关注的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的争鸣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8日晚，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山东大学终身教授曾繁仁先生作了《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建设》的重要报告，报告由陈望衡教授主持。曾教授通过对目前生态美学研究的反思，指出当前生态美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就是“中国话语”建设。他认为，西方“环境美学”与“环境批评”中保留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遗痕；关于“自然全美”的生态中心主义；艺术、美学的“艺术中心论”的“景观式”欣赏习惯等，其真正的生态哲学与美学话语大多具有东方儒道佛文化的影响。因此，探索生态美学的中国话语不仅是发掘中国文化宝藏的需要，而且是真正弄清生态美学真谛的需要。曾先生通过哲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角度的考察，提出中国古代美学就是前现代形态的生态美学的重要论断。在接下来的演讲中，曾先生分别从中国古代基本的生态哲学话语、生态美学话语、生态艺术话语三个层面，简明地讨论了生态美学“中国话语”建设的基本理路。作为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曾先生的演讲向我们开启了一个重要的理解和解释中国传统的哲学、美学、文化与艺术的理论视野，同时也表现了一位美学研究者关注现实，关心国计民生的精神和情怀。

19日上午，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厦门大学杨春时教授作了题为《审美本质的发现和证明》的学术报告，报告由邹元江教授主持。作为后实践美学的重要代表，杨春时先生与以刘纲纪先生、邓晓芒教授、张玉能教授、彭富春教授等为代表的实践美学有过长期的、较为深入的学术争鸣，因此他表示，能在实践美学的重镇武汉大学来参加庆贺刘纲纪先生八十华诞学术研讨会，并开展学术讲座，充分体现了刘纲纪先生宽广的学术胸怀和武汉大学宽松的学术氛围。杨春时先生简明指出了他与实践美学的基本分歧，并着重阐发了他的“超越论美学”或“意义论美学”的基本思想内涵。他认为，应该以“意义本体论”取代“实体本体论”，所谓意义即本质。在美学方法论上，他指出传统的哲学方法论，包括演绎、归纳、逻辑―历史等方法有其根本的缺陷。尤其是后者，把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存理解为实践的属性或产物，陷于主体性的困境，没有超越现实，因而导致实践乌托邦。而现代的解释学方法与现象学方法虽然对传统的主体性哲学有所扬弃，但仍然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因此，他主张应当重建美学的方法论，综合解释学与现象学的合理成分，以解释学的体验―理解代替现象学的先验意识，同时克服解释学的历史局限，寻找能够直达存在的体验―理解（超越性直观）的路径，而这条路径就是审美体验。他认为，美是审美体验的对象，不能离开审美而独立存在，也即美不能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在此意义上，美学应该称为“审美学”。美的本质即意义，它存在于审美体验中。在审美体验中，使审美对象的意义呈现出来。杨春时教授通过对现象还原、本质还原、一度反思（反思审美体验）、二度反思（反思审美范畴）、自由的规定与审美体验、主体间性、存在与生存等重要方法、概念和命题的阐发，提示了通达审美本质（意义）的发现和证明的思想道路，并对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作了历史的分析，由此得出了“审美是自由的生存方式”的重要结论。在他看来，审美消除了我与世界（他人、自然）的对立，我成为自由的主体，世界也成为自由的主体，我与世界彼此交往、对话，审美理解（西方美学）和审美同情（中国美学）、我与世界共在。

19日下午，著名美术史家、画家、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原所长、《美术观察》主编邓福星研究员长达3个小时的精彩报告――《二十世纪中国画的转型》，为本次系列学术讲座画上了圆满的句号。报告由范明华教授主持。邓福星先生分别从20世纪中国画转型的条件、缘由、动力；转型过程的三个阶段；转型过程中发生的重要论辩；以及中国画现代形态的特征等四个方面，具体详细地讲述了百年来中国画如何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以及这种转化所受到的多种因素的影响、制约和作用。邓先生立足于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中国画自身的本体、主体等内在因素，以及西画舶来、具体国情等艺术环境等方面的演变、影响，把20世纪以来中国画的转型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并通过对不同阶段有代表性的画家的不同画科画作的演示，包括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版画、年画等，感性、具体、生动、直观地呈现了20世纪中国画的演变史。在直观感受、理论分析、历史比较的基础上，邓先生凝炼出了中国画现代形态的四大基本特征：第一，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充满了活力和生命气息；第二，更加大众化、平民化、世俗化；第三，更加强化了艺术个性和绘画的自觉意识；第四，在风格、样式、题材、绘画语言等方面更加多样化。邓先生的讲演，带领我们在鲜活灵动的艺术感受中，走进百年中国画的历史和现实，同时也使我们通过中国画的演变史，思考中国文化、美学和艺术精神在20世纪以来的命运沉浮及其未来走向。(杨锋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