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8日晚，台湾东吴大学历史学系黄兆强教授在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大报告厅为国学院、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学子作题为《当代新儒家的政治论述：以徐复观先生为例作说明》的学术报告。黄兆强教授1979年毕业于香港新亚研究所，获硕士学位，师从严耕望、全汉升、孙国栋等名家治史学，跟随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大师研究哲学；1987年获法国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师从谢和耐、桀溺、施舟人等汉学泰斗。历任台湾东吴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东吴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历史学会”理事长。代表作有《廿二史札记研究》、《清人元史学探研－－清初至清中叶》等。

在报告中，黄兆强教授以当代新儒家大师徐复观先生的学思历程为线索，从纵横两个向度，为大家介绍了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独到见解。他的报告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中庸之道；尽其在我、回思反省；观念的灾害。

在谈论“中庸之道”时，黄教授首先指出，道德的政治是徐复观先生乃至第二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主要关切。徐复观先生特别重视《中庸》的思想，徐先生认为“中庸”即平常之用，是实用的、实践的，是指随时随地应该做、能够做之事，既包含道德性，又兼顾操作性，与宗教的超越价值相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也就是要行“人道”，行“善道”，良善的政治应该是“德治”。同时，从社会的、个人的层面来看，徐先生希望普通公民能够自强不息，成就“君子人格”。君子意味着能够“守死善道”，面对来自政治、社会各方的压力与诱惑时，能够挺立自身善性。基于此，徐复观先生特别重视民主的价值，民主最能抵制极端的、非理性的政治。

黄教授进而谈到了“尽其在我、回思反省”的意义。今天的法治社会其实也离不开道德，依善心而治就是“德治”，而“德治”需要人内心的道德自觉。自觉与反省是一切道德的前提，每个人依自己的良心行事，“中庸之道”才有可能，道德的政治也才是现实的。当然，自我反省也会碰到现实的困难，比如在某些问题上无法做到彻底的反省，无法找到症结，此时最重要的是要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有接受批评的雅量，从广义来看，这本身也是反省能力的一个方面。

作为“中庸之道”的对立面，黄教授特别选取对中国乃至世界特别重要之一例来说明，即牟宗三先生所论“观念的灾害”，也即意识形态之弊。他援引了清初大儒王船山对“立理以限事”的批评，说明先在的价值判断对“中庸之道”的伤害。“观念的灾难”并非是落后与专制的专利，一个普通的人，中了某观念之毒都可能做出极端的、非理性的事情。黄教授以史家的敏锐，以日本“神座观念”，汪精卫“革命向左转”口号、陈水扁“台湾之子”及中国历史的某些特定时期为例，说明言论与行为一旦超出“中庸之道”，远离实践经验的把握及理性的批评，就会造成“观念的灾难”，以致造成社会浩劫。欲摆脱灾难，回归“中庸之道”，就须坚持实践的观点，秉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黄兆强教授的整场报告生动翔实，饶有趣味。他旁征博引，除以上思想内容外，还介绍了徐复观先生的许多生平事迹，以及钱穆先生与徐复观、张君劢二先生关于传统中国是否专制之争等掌故，充分体现了“即事言理”的史家精神。(杨柳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