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唐瑞雪）6月9日晚，应金沙集团1862cc成色陈波教授邀请，剑桥大学哲学系主任、罗素讲座教授亚历山大·詹姆斯·博德（Alexander James Bird）做了主题为“人的种类（Human Kind）”的线上讲演。该次讲演由陈波教授主持，南京大学哲学系张力锋教授评议。来自国内外的300余名听众参与本次线上讲座。

本次讲座是为了纪念科学哲学家伊恩·哈金（Ian Hacking），博德主要介绍了伊恩·哈金科学哲学中的“交互种类”（interactive kinds）以及它所造成的“循环效应”(looping effect)，围绕着“交互种类是实在的还是名义的”这个问题展开。

目前有两种分类标准：一种是根据事物的化学元素、成分等进行分类，这样的分类被称为是实在的（real）；另外一种是通过价值、美学或者其他的实际作用进行分类的，例如美与丑的区分与人们的审美取向有关，这样的分类是名义的（nominal）。

博德以电影《三面娇娃》（The Three Faces of Eve）为切入点，引入“交互种类”这个概念。该电影主要讲述了心理医生卢瑟在对患者伊芙进行催眠诊断的过程中，发现在她的身体中存在着另外两个人格，一个人格理智而独立，另外一个人格则充满魅惑。该电影通过诊断的过程展现了心理学中的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问题，通常也被称为分离性身份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一般对多重人格障碍的产生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该症状是由童年创伤所导致的一种真正的紊乱，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种不存在的紊乱，只是因为心理医生诊断病人患有该疾病，多重人格障碍似乎才存在。博德讨论了第三种可能：它是一种真实的童年创伤，并且这种创伤的表现是依赖于情境的，如病人的敏感就是创伤所产生的影响。

多重人格障碍是交互种类中的一种。一旦人们被确诊为多重人格障碍，部分病人就开始表现出多重人格障碍患者的行为。“交互种类”是指在具体分类和归属于该类下的对象之间存在一种交互作用的种类。具体来讲，根据性质簇k对对象进行分类，但在分类后对象会改变其性质簇k，进而影响已有的分类结果。

对于性质p和性质簇K之间的关系，博德给出了上述图片所展现出的两种不同可能。左边的图片表示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来不属于K的p被纳入到K中，而原来属于K中的¬p则不再属于K。博德以足球与英国工人阶级的关系来解释这种情况。在19世纪，足球是英国上流社会人士专属的运动，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在20世纪中叶，英国工人阶级开始踢足球，而上流社会人士则不再大规模参与该项运动。英国工人阶级相当于图片中的性质“p”，而上流社会人士则相当于性质“¬p”。右边的图片则表示性质自身的变化，博德以人们的服饰与性别之间的关系为例进行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穿着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男性的穿着与女性的穿着仍然有区分。

紧接着，博德介绍了交互种类中存在的“循环效应”（looping effect）。与物品不同，人会意识到自己被归入某个类别，他们会对分类做出反应，改变自己的行为、情绪和自我概念等，这反过来可能会影响他们作为所讨论的类型实例的地位，或者影响分类本身，由分类导致的这种效应被称为循环效应。例如，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进行的监狱实验就明确体现出循环效应。当志愿者被随机分为狱警和囚犯之后，他们的行为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成为囚犯的志愿者变得胆小、唯唯诺诺，而成为狱警的志愿者变成狂躁，甚至会用各种方式来惩罚囚犯。

然后，博德说明了分类中存在的因果机制。在循环效应中，体现了分类、行为方式、人们的思想和种类之间存在的因果联系。一旦人意识到自己被归入某个类别，他们会对分类做出反应，改变自己的行为和观念。问题是交互种类由于因果机制依赖于心灵而是名义的吗？还是因为真实的性质簇而是实在的？博德教授认为依赖于心灵并不足以使它成为名义的，并且这对认为它是实在的观点也不构成挑战，因为它是因果性的而不是构成性的（constitutive）。

在评议环节，张力锋围绕着“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复杂性对人的种类真实性的影响”“应该怎样对待诸如多重人格障碍等相关疾病的分类系统”“思想、信念和它们的内容”进行提问。他指出，既然一个种类的实在性是由它的性质簇以及由此导致的不连续性所确立的，那么当这种不连续性由于人类行为和认知的复杂性而不清晰时，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人的种类的“实在性”？关于多重人格障碍例子，他提出当分类会影响个人的自我认知时，是否需要一个更加灵活的分类系统？这一类疾病究竟应该被归类为“人格障碍”，还是一种心理的幻觉？针对分类因果机制涉及的心灵依赖问题，张力锋指出要保证因果心灵依赖与实在论之间的一致性，需进一步区分思想、信念本身和它们的内容。他以成语典故“叶公好龙”为例，形象地说明叶公并不是“龙爱好者”种类的一个真正成员。人们是根据思想、信念的内容或者对象而做出这样的判定。

由于时间限制，博德仅对张力锋的第一个问题做出回应。一方面，博德认为当人们相信自己是基督徒而不是佛教徒时，他们的行为就会像基督徒那样，他们的自我分类维持着两个种类之间的界限；反之，当人们不再介意基督徒和佛教徒之间的严格区分时，就会使得相互区别的这两个种类消失。另一方面，博德承认正如山这样的实体相互之间可能缺乏明确的界限，比如两座山之间隔着一个山谷，但人们不会因此否认它们的实在性，类似地，虽然他同意也许会有张力锋例证的佛教基督徒或基督佛教徒，佛教徒和基督徒在外延上可能是模糊的，但这似乎也不会改变二者作为种类的实在性。

网上听众张梦文就“看待社会历史中某些种类”进行提问：自然种类是否在自然演化的过程中趋于稳定？博德肯定了张梦文的说法，并以恐龙的例子说明这种演化是如何发生的。

南京大学博士生关骏俊关心种类性质簇的α-型变化是否会有两种进一步的类型，一种是真正的变化，另一种变化使得种类的性质簇更为精确。博德通过斑点蛾的例子，说明个体通过出生和死亡“加入”和“离开”种群，而足球运动员的例子不属于这一类型。

南京大学硕士生虞若昀指出循环效应的模型是为了揭示交互种类的机制，科学也做类似的研究，哲学研究和科学研究的区别何在？还就循环效应中的性质变化模型，询问是否有第三种性质簇K获得性质p的方式。就第一个问题，博德认为哲学和科学其实是连续的，并没有清晰的分界。科学仅研究某个领域的交互种类，哲学则广泛地研究所有交互种类，探究和揭示背后的机制。博德以生活化例证回应第二个问题：历史中属于“西欧人”种类的部分个体迁徙到美国后，逐渐脱离这个种类，而成为新种类“美国人”，并获得“对基督教虔诚”这一属性。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