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刘佳源）6月1日下午，由武汉大学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主办的“现代中国哲学的直觉论中的禅学”讲座在金沙集团1862cc成色B214报告厅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高瑞泉先生主讲，金沙集团1862cc成色教授、文明对话高等研究院院长吴根友教授主持。讲座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吸引了校内外百余名师生听众与会。

（吴根友教授主持讲座）

讲座伊始，高教授指出，20世纪具有体系建设性的中国哲学家，对直觉的重视不再以接引柏格森为由，而是承接与发挥儒释道传统，尤其是以对禅宗的“顿悟”作界定与再解释为根据。基于此，高教授认为现代直觉论与禅宗之间的交涉是一个很有意味的现象，他以五位具有代表性的现代中国哲学家直觉论中的禅学特征分析展开了他的论述。

高教授认为，最初将“直觉”显题化的是梁漱溟。梁漱溟沿用了柏格森的说法，将直觉理解成道德本能、道德冲动，其直觉理论的阐发基于对儒家经典的文化诠释和对工具理性的批判，结合了唯识学的分析框架。但在对“直觉”的具体界定中，梁漱溟曾反复徘徊于“本能”、“冲动”、“非量”和“理性”之间，考虑到梁漱溟追随王门后学尤其是王艮等人的路数这一背景，高教授认为，梁漱溟直觉论的叙事策略下伏着禅宗“顿悟”的“底子”。与梁漱溟感情的直觉论不同，熊十力则更接近于理性的直觉论。熊十力批评柏格森的“直觉”为“习气”，强调直觉是理性思维的一种形态，其直觉论有两个重要的前提：首先是从形上学而言是心本论，其次是从方法论而言是对分析和常规思维方式的批判。熊十力认为哲学家在“慎思明辩”之后尚需“脱然超悟”。他以更儒学化的概念“默识”与“体认”来言说“悟”的“顿”与“渐”，配合“性修不二”的理路，其直觉论表现出强烈的实践性，成为建立德性主体的途径和方法，为牟宗三的“智的直觉”说开辟了路向。

（高瑞泉教授讲演）

在对冯友兰直觉论的考察中，高教授强调了冯友兰对“直觉”和禅宗的“顿悟”之重视有一个过程。冯友兰最初从理性主义立场出发，认为“直觉”和“顿悟”不能成为哲学的方法，后来则发生了某些变化，“负的方法”的引入凸显了其试图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接纳直觉主义和神秘主义。相对于注重逻辑分析的“正的方法”，“负的方法”主要借助禅宗的“顿悟”，以解决“第一义不可说”问题，断绝名言之路，从而导引人进入“天地境界”。同样围绕“第一义不可说”的问题，冯契则进一步认为首先必须要解决“第一义如何得”的问题，这也构成他“智慧说”的中心问题。在冯契看来，禅宗的“顿悟”说不仅对宗门有解放的意义，而且在认识过程中具有普遍性，他将禅宗的“顿悟”说转变为“理性的直觉”，作为“转识成智”的方法。“转识成智”的完整过程由“理性的直觉”、“德性的亲证”和“辩证的综合”三个环节绾合而成，其中“理性的直觉”是关键和核心，冯契不主张对直觉、顿悟之类的现象作神秘主义的解释。与冯契同样可以被归结为实践唯物论谱系的是李泽厚，其直觉论更多地服从于美学理论的构建。李泽厚由禅宗“不立语言文字”引导到“顿悟”和“由美启真”的“心灵哲学”和美学意义，认为禅宗的悟道是既超越又不脱离感性的，且“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瞬间即永恒。高教授指出，基于对庄禅的直观思维方式的考察，李泽厚哲学的“由美启真”路数走向了对感性世界的实在感的肯定。

最后，高教授总结道，上述五位学者对禅宗的“顿悟”说的重视和阐扬体现了禅宗对现代中国哲学的形上学方法论的贡献。

（现场同学提问）

在提问环节，现场同学分别就中国文化的概念研究路径、直觉的对等物、儒家理性主义传统等问题请教高教授，高教授均予以细致回应。

（ 摄影：王宇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