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李懿迪）10月7日晚，应金沙集团1862cc成色陈波教授邀请，卢布尔雅那大学助理教授扬·弗霍夫斯基（Jan Vrhovski）通过网络平台作了题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历史：从其开端到清华大学”（History of Mathematical Logic in China: From Its Beginnings to Tsinghua University）的主题讲座，讲座由陈波主持，金沙集团1862cc成色程勇教授评议。本次讲座是金沙集团1862cc成色百年庆典系列活动之一，来自国内外的500余名听众参加此次线上讲座。

弗霍夫斯基在讲座中分三部分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尤其关注了重组后武汉大学的数理逻辑发展历程。弗霍夫斯基提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分哲学和数学两条路径，数理逻辑的哲学思潮（philosophical “notions” of mathematical logic）和数学思潮（mathematical “notions” of mathematical logic）相互交织，相辅相成，促进了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快速发展。

弗霍夫斯基首先指出，从五四运动至20世纪20年代的十余年时间内，中国数理逻辑发展以清华大学为中心，张申府、金岳霖、沈有鼎等学者被统称为清华逻辑学派，这一时期是数理逻辑在中国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浪潮。受1920年罗素（B. Russell）访华和国际上分析哲学与逻辑学学术发展趋势影响，早期清华逻辑学派的学术研究主要围绕罗素哲学与《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展开。这一阶段的逻辑教学和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向中国学者介绍并解释《数学原理》中主要概念和理论，承担这一工作的主要学者包括金岳霖、张申府、汪奠基、傅仲孙、张邦铭等。

到20世纪30年代，数理逻辑在中国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伴随清华大学哲学系第一代毕业生留学归国而来。这一阶段清华逻辑学派的代表学者包括沈有鼎、王宪均，其学术研究内容包括《数学原理》体系、符号逻辑、多值逻辑等多种数理逻辑观点，关注的学者也从罗素扩展到刘易斯（C. I. Lewis）、蒯因（W.V.Quine）、卡尔纳普（R.Carnap）、哥德尔（K.Gödel）等，但希尔伯特（D. Hilbert）理论在清华大学数理逻辑研究中缺席。与此同时，武汉大学异军突起。弗霍夫斯基强调，作为数理逻辑在中国发展的第二次浪潮中另一个重要发展中心，武汉大学的数理逻辑发展呈现了明显的哲学与数学双重演化的趋势。

弗霍夫斯基认为，数理逻辑在武汉大学的哲学演化缘起于清华大学。受中国哲学学术现代化趋势和清华逻辑学派的影响，重组后的武汉大学在成立之初就开设了时下最新的逻辑学课程。屠孝实受聘担任武汉大学哲学系逻辑学课程讲师，是武汉大学逻辑学课程现代化的第一个重大进展，他于1926年出版的逻辑学教材《名学纲要》对布尔和德摩根代数逻辑做了简要介绍。

1932年，万卓恒接替屠孝实在武汉大学教授数理逻辑课程，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和传播做出巨大贡献。作为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万卓恒的早期授课内容完全围绕《数学原理》展开，后期课程重组升级为以形式逻辑、演绎形式和当代逻辑为主的初级课程和以亚里士多德逻辑、符号逻辑和归纳理论为主的高级课程两部分。

范寿康作为武汉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于1931年出版教材《论理学》。范寿康反对以数理逻辑和符号逻辑为代表的逻辑形式主义（logic formalism），支持杜威的实用主义逻辑。基于此，《论理学》一书中包含了大量形而上学和现象学的逻辑思考，并讨论了概念类比等类比推理思想，保留了中国哲学中涉及的中国逻辑概念。弗霍夫斯基认为，范寿康的逻辑观致使他的教科书中缺乏演绎理论最重要的当代理论发展内容。

弗霍夫斯基接下来讲述了数理逻辑在武汉大学的“数学化”发展路径，在此路径下，数理逻辑被视为一个与数学基础问题密切相关的数学分支加以研究。此类研究工作主要由武汉大学数学系承担，代表人物为汤璪真、萧文灿。其中，汤璪真最突出的贡献是对刘易斯严格蕴涵理论和集合论几何（Set-Theoretical Geometry）的研究。萧文灿则更为关注康托无穷集理论。弗霍夫斯基认为汤璪真和萧文灿两位学者的研究激发了中国数学学者对数理逻辑领域的兴趣，引领了中国数理逻辑数学化发展思潮。

在中国的数理逻辑数学化发展思潮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学者是朱公谨、高行健。朱公谨最为突出的贡献是对希尔伯特数理逻辑工作和布劳威尔（L. E. J.Brouwer）直觉主义集合论的引入和介绍。弗霍夫斯基认为，虽然朱公谨局限于希尔伯特理论内部，没有对波兰逻辑学派，尤其是哥德尔对相关数理逻辑问题所做的工作进行讨论，但他的研究填补了中国数理逻辑的学术空白。高行健则对数理逻辑在中国的普及做出巨大贡献。高行健认为逻辑是科学的科学，科学是物化逻辑（materialisedlogic）的典型例子，由此数理逻辑的先进性和现代性可见一斑。

讲座最后，弗霍夫斯基针对数理逻辑在中国教育体制内的发展历程进行了简单介绍。他指出，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中取得的最显著也是最实质化的成果，是将数理逻辑作为必修课纳入中学、师范学校和高等学校的课程体系。正是数理逻辑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促使了这种现象的出现，这种做法也进一步推动了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

在讲座评议环节，程勇教授围绕“武汉大学数理逻辑发展文献来源”、“20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哲学系逻辑学者的学术研究工作”、“清华逻辑学派的学术成就”和“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逻辑学教学内容细节”四个主题进行提问，弗霍夫斯基则分别进行回应。

他提到，关于“20世纪30年代武汉大学哲学系逻辑学者的学术研究工作”和“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逻辑学教学内容细节”两个问题目前因收集到的资料有限而不能给出详细且准确的回答。关于文献来源问题，弗霍夫斯基则表示他的研究文献来自学校档案馆、图书馆和在线数据库的公开资料，如上海图书馆在线数据库。线上公开资料库中有很丰富的信息待学者整理发掘。关于“清华逻辑学派的学术成就”一问的回答可以参见他2021年发表的有关清华逻辑学派的学术论文。

清华大学刘奋荣教授则就弗霍夫斯基对中国逻辑学发展的研究动机和定位的问题与主讲人进行讨论。弗霍夫斯基表示，中国的数理逻辑正逐步由介绍发展为创造，因此对中国数理逻辑发展的研究对中国逻辑学史和世界逻辑学史来说都是重要的。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