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李忠泽）2021年4月24日，金沙集团1862cc成色第一届比较政治哲学工作坊如期举行。本次工作坊的主题是“贤能政治及其批评者”。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大学等多个高校的学者参加了此次工作坊。

上午九点钟左右，工作坊正式开始。工作坊由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副院长李勇教授主持，金沙集团1862cc成色院长李佃来教授致欢迎词。李佃来院长对来自各个高校的老师表示欢迎，并对金沙集团1862cc成色的政治哲学、比较哲学的师资力量进行了介绍，指出政治哲学和比较哲学已有成为显学的趋势。

接着，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惠春寿老师进行了本次工作坊的第一场报告。惠老师的报告题目是“反对‘反对政治平等’”。

惠春寿老师指出：白彤东教授试图在现代民主制的基本框架下，提出一套与之相容、并能更好地克服其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儒家贤能政治。然而，白彤东教授似乎无法协调好民主制度和儒家的贤能政治。在惠春寿老师看来，政治平等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这种平等与个人的道德水平无关。进而，白彤东教授的观点要么是非民主的，要么无法称得上是一种区别于自由民主制度的贤能政治。此外，惠春寿老师认为，白彤东教授只是在形式上借鉴了罗尔斯，实质上却滑向了宗派主义。也就是说，白彤东老师并没有真正告诉我们，为什么贤能政治也能得到其它宗教、哲学学说的支持。

第二位进行报告的老师是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廖晓炜老师。廖老师的报告主题是“儒学与民主政治”。

廖老师从当代新儒家的角度对民主政治和贤能政治进行了评论。新儒家的代表牟宗三对政道与治道进行了区分：政道是第一义的，治道是第二义的；古典儒家对政治权力始终无法给出真正合理化的解释，传统儒家往往都是“以治道之极来济政道之穷”。而白彤东教授的观点似乎并未避免传统儒家的这个问题。同时，廖老师认为，人们并非会对贤能制度构想感到陌生。因为现实中一些事情就是民主决策的；并且，这些制度构想并非一定来自于儒家思想，例如墨家和法家也能找到重视贤能的观点。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儒家的最核心的、区分于其他学说的观点究竟是什么？最后，廖老师指出，白彤东教授认为民主政治的问题在于一人一票，但是民主政治本身产生的问题似乎与是否一人一票、是否是贤能政治关系不大。

接着，来自华中科技大学的叶金州老师进行了题为“非平等性的政治证成”的报告。

在报告之前，叶老师对自己的报告进行了澄清：自己的报告并非是为了批评，而是推进自己的研究；同时，自己讨论的重点是政治哲学框架，而不是具体的治理方略。

叶老师的报告的主题是：儒家贤能政治中政治不平等的证成是否具有合理性。根据恩佐·罗西（Enzo Rossi）的观点，政治证成主要有两种思路：意愿主义或后果主义，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而儒家的论证方式不是意愿主义，而是强调善治、结果的后果主义。而儒家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直觉之间似乎有些摇摆：一方面儒家会承认现实中民众的能力不够，而另一方面儒家似乎对理想的贤能寄托太多希望。仅从儒家忽视意愿主义这一点来看，儒家也是有问题的：如今公民的意愿似乎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儒家似乎无法解释这一点；同时，效率和秩序并非最终目的，更重要的是人的自由、尊严等内在价值，而这些儒家贤能政治关注极少。 因此，尽管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可以得到证成，但是政治上等级的划分似乎还是难以得到证成的。

来自南京大学的陈肖生老师做了第四场报告。陈老师的报告题目是：“从现实能力不平等到政治不平等的论证: 自由主义和儒家各从中可学到什么?”。

陈老师总结了贝淡宁、汪沛和白彤东老师著作的三个特点：承认现代性、实践性的取向、具有普遍性的，接着陈老师对书中的观点做了两个评论。第一个评论是：陈老师认为，儒家不需要、也不应该否定道德能力的不平等，这是因为宣称道德能力是不平等似乎预示着公民与公民之间缺乏平等的讨论平台，而这是难以接受的。并且，道德能力的差距在政治上是否是重要的，也是有待商榷的。这是因为不同的政治安排对现实中道德能力的不平等都有所处理。如果儒家宣称是因为道德能力影响政治制度选择的话，那么儒家需要提供新的标准来论证这一点。

第二个评论有关于儒家对于政治合法性的看法。儒家认为，政治制度的选择只是工具性的，而这不会一定导致贤能政治、反对政治平等。一定会导致的是对非工具性论证的反对。那么，儒家面临的挑战可能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关于政治合法性标准，即利益与价值是不同的。现代社会强调道德地位平等、政治关系平等，而否定这些观念的贤能政治似乎是很难向现代转化的；第二个方面关注儒家贤能政治的绩效如何：如果从绩效出发，那么为什么儒家的贤能政治就会比民主政治做得更好？似乎试图说明儒家比民主政治更好也是不容易的。

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王立老师进行了题为“贤能政治的限度”报告。

王老师指出，在面临应该如何制度选择这个问题上，民主制度的思路是避免最坏的情况发生，而不是实现最好的情况，这可能是民主制度和贤能政治的根本不同；而贤能政治的理想在西方并不是没有存在过，例如理想国中对政治安排的构想；如果宣称我们可以对选举不加以限制，那么这似乎会带来更坏的后果，而任期制本身不是一个理由：例如德国默克尔在任14年，但德国并没有因此变得很坏；如果说贤能政治强调的是治理效果，那么，假设贤能政治治理的最终结果是不好的，那么贤能政治是无法承受这一后果的。但是，民主政治却能承受治理不佳的后果。同时，在考虑现实关切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强调的其实还是民主、个人权利等概念。

来自武汉大学的陈江进老师进行了第六场报告。

陈老师此次报告的思路是从儒家混合政体的内在不融贯性展开批评。陈老师总结了白彤东教授反对实行一人一票的两个最重要理由：民众的非理性与统治规模太大。首先，陈老师认为，基于民众的非理性反对一人一票能够成立前提是：永远有一部分人，或大部分人是非理性的。然而，白教授一直在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这似乎意味着人是可以改变的，进而不必然是非理性的。一个可能的思路是认为作为个体的人虽然可改变，但在集体的意义上，人不可能同时发生改变，因此总有一部分人是非理性的，但白教授对此并未展开研究。其次，陈老师通过对理性与非理性、规模大与规模小的四种组合模式揭示出统治规模很难作为一个独立要素发挥作用，据此表明白教授对于规模大小会影响是否应该实行一人一票的论证也是失败的。最后，陈老师通过设计只存在两个人的极简模型尝试论证白教授对基层民主的辩护也难以成立。白教授的困难在于，他应该为理性划定一个范围，如果他对理性的理解过于狭窄，他便不能相信基层也可以实行民主；如果他对理性的理解过于宽泛，他便难以回应为什么不能在更大范围里实行一人一票。

来自金沙集团1862cc成色的李勇老师做了上午的最后一场报告。李老师的报告主题是“政治不平等的两种论证”。

首先，李老师比较了贝淡宁、汪沛和白彤东对于政治体制的不同理解和侧重点。例如，尽管双方关注的都是儒家的政治哲学，但贝老师认为儒家政治模式是非普世的，而白老师提出的儒家混合政体是普世的；接着，李老师梳理了对于政治平等的非工具主义论证和工具主义论证，并指出如果想要论证政治不平等，那么自然也会有非工具主义和工具主义两种路径。具体来说，非工具主义论证之一是政治平等不能实现政治共同体的目标，如国富民强等等；而非工具主义论证则有政治权利需要资格和准入等等。然而，如果我们宣称基本福祉包含政治权利，那么论证政治不平等的工具主义的论证就会面临挑战；如果我们区分专家和老板，即专家并没有权利决定普通人如何行动，那么贤者也没有权利决定普通人如何行动。另外，如果宣称政治平等的政治共同体本身不是工具性的，那么工具主义论证似乎也很难具有说服力。

下午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方旭东老师做了题为“从民意观看白彤东与Mencian的差异”的第一场报告。

首先，方旭东老师解释，之所以要讨论白彤东与孟子民意观的差异，是因为白彤东表面上显得像是一个Mencian。接着，方老师分析了“民意观”的涵义。他指出，虽然孟子把“民”也划分为不同的部分（诸如：劳力者与劳心者，凡民与豪杰，民与亲），但在讨论“民”或“人”以及由此而来的“人心”或“民意”时，是把“民”视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亦即全体人民。在孟子那里，“民意”就是“人心”。相比之下，白彤东所理解的“民”要窄一些，主要是指相对于贤能者或君子的庶民或小人。这是白彤东与孟子在“民意观”出发点上的差异。“民意观”内在地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民意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民意是否可知？如果既存在又可知，归根结底，民意是否值得认真对待？方老师认为，白彤东和孟子对这三个问题做了不同的回答，前者否定，后者肯定。白彤东认为，民意是不稳定、不统一的；民意是模糊的、不透明的；民意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白彤东的这种民意观，在很大程度上跟他理解的所谓“第六事实”有关，即人民是非理性的、自私的。另一方面，孟子认为：民意是存在的；民意是可知的；民意是需要认真对待的。孟子还为民意的可知性提供了一个论证，即“心有所同然”。总之，白彤东与孟子在民意观上存在着根本的差异。可以说，白彤东并不是像他表面所显示的那样，是一个Mencian，对人性幽暗的理解，白彤东更接近法家，而非儒家。也许，对他准确的刻画应该是：他是一个披着儒家外衣的法家。

接着，来自厦门大学的谢晓东老师做了题为“厚与薄之间：对贤能政治的至善主义的批判性考察”的报告。

谢晓东老师指出，白彤东老师主张通过“天下模式”消解公私区分，进而主张国家有权利促进某些价值的至善主义。谢老师的问题是：白老师的儒家观念所支持的美德要比民主体制支持的美德“厚”一些，但是这种主张又是否能“薄”得能与自由主义相容呢？谢老师认为，白彤东老师需要证明：自由主义的中立性不是自由主义的核心。否则白老师支持的政治制度无法与自由主义相容。然而，白老师却没有做过相关的工作，也就是说白老师并未提供一个区分“薄”与“厚”的标准。同时，谢老师认为，仅仅从“人是不完美的”试图证明国家可以压制或主张某些价值的论证，是注定失败的。

来自中山大学（广州）的朱佳峰老师做了题为“儒家与人的观念”的报告。

朱老师主要对白彤东教授提出了四点质疑：第一，白教授似乎仅对“现代性”提供一个社会学的解释，而白教授的现代观和西方视野中的“自由平等人”的对现代性的理解是冲突的；第二，白教授设想的论辩对手是这样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将人理解为极端自私的。而这种缺乏文本支持的策略难以让人满意；第三，政治平等并非等同于“一人一票”，因此反对“一人一票”并不会得出反对政治平等的结论；第四，在比较两种学说时，我们应该将两个理论相对比，两种理论的实践相对比，而不是用一个理论比较另一个理论的不完美的实践。

最后，来自中山大学（珠海）的陈建洪老师做了题为“贤能政治与差序格局”的报告。

陈老师讨论了费孝通对中国和西方社会结构的理解。费孝通认为，西方的社会结构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中国的社会结构则是“同心圆波纹结构”。费孝通认为，中国文化中体现了一种差序格局。而贝淡宁和汪沛老师提出的贤能政治与差序格局有两个不同：第一，贤能政治明确提出五重差序：亲昵关系、公民关系、国际关系、人与动物关系、人机关系，并为这些差序的合理性并为其辩护；第二，贤能政治将中国社会分为三个层次，基层民主、中层实验、高层尚贤。同时，陈老师对贤能政治提出了一些问题，例如陈老师认为贝老师和汪老师并不一定需要将讨论范围东亚、贤能政治仍然需要对儒家传统的家国天下的理论进行说明等等。

工作坊的第二阶段，来自山东大学的贝淡宁老师和来自复旦大学的汪沛老师对Just Hierarchy一书以及相关的批评进行了说明和回应。

贝老师指出，Just Hierarchy一书的基本观点是：大规模的社会运转需要等级制的存在。在这本书中并不需要讨论哪些等级制是不合理的（例如种族主义），因为相关的讨论已经有很多。在这本书中，贝老师和汪老师试图说明的是哪些等级制是合理的。接着，贝老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说明：虽然在书中讨论的多是儒家思想，但这不意味着只会使用儒家的资源；并且，自己并非是反对民主，而是反对一人一票，因为治理国家需要考虑长期的问题。接着，贝老师对书的名字进行了讨论：Just Hierarchy中的Just有两个含义，一个是“正义的”，另一个是“仅仅，不过”，但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似乎面临一些困难，目前考虑陈建洪老师的建议翻译成“正序社会”或是其他的翻译。

汪老师指出， Just Hierarchy一书并不是在为等级这个抽象的理念辩护，而是在某些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对于特定价值的区分与排序，需要并且可以有一个伦理上的证成，这种证成需要考虑到的有社会关系、文化背景以及一定的科学事实。其次，Just Hierarchy一书依次讨论了家庭中的等级、公民间的等级、国际关系中的等级、人与动物的等级以及人与智能机器的等级。这种讨论的次序事实上符合儒家推己及人的伦理实践的常识，而这本书本身又是受到共同体主义影响的作品，其中有很多公理式的前提，例如家庭的和睦本身就具有不证自明的价值（第一章），以及无人驾驶汽车的编程需要考虑到相应的社区与城市的精神（第五章）。同时，Just Hierarchy一书体现了一种“进步的保守主义”，意味着要尊重现代社会的进步特征，例如反对杀害无辜的人、迫害、虐待、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而保守（conserve）则意味着要保存（conserve）更多本来文化中的精华。从传统之中推陈出新，检讨传统观念中的僵化之处，同时也批判流行观念中的教条部分。既肯定传统中的精华，也肯定时代精神的指引方向。每一种传统都在新的时代下值得拥有相应的进步，每一个社会都应当有独立于其他社会判断标准的自由发展的空间。

最后，贝老师与汪老师对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首先是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关系，贤能政治需要一些民主实践加以丰富，这些民主实践可以是抽签、轮值、基层选举、协商民主。其次，贤能政治所指向的毋宁是最高层领导人，因为他们所要负责的群体人数众多，而当代社会气候变化、大流行病、人工智能等危机层出不穷，高素质的领导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至关重要。最后，针对陈建洪老师有关第三章的问题，“天下”体系未必优越于其他的国际政治理论，但是对于多极世界这一事实来说，中国的“天下”局限于东北亚是相对现实的一种考量，如果“天下”要有更普遍的理论舞台，则需要中国的文化本身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力。

接着，复旦大学教授、《反对政治平等》的作者白彤东老师对《反对政治平等》一书的背景进行了介绍，对一些批评进行了回应。

白老师认为，自由与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同的概念。现在自由民主体系的问题，来自于起民主部分，而自由部分基本上是好的。但现在很多西方政治理论家和政客还是强调加强平等与民主来解决自由民主体系的问题，但白老师认为应当限制民主以捍卫自由。白老师指出，自己所反对的，仅仅是政治平等的某种特殊理解：即认为政治平等就是政权的合法性最终只能建立在一人一票的基础上。白老师提出的解决，是民意与贤能结合的儒家混合政体（Confucian Hybrid Regime）。在国家认同与国际关系上，白老师提出了儒家的新天下体系，试图避免民族国家产生的问题，也试图建立起一个真正有效的国际等级秩序。

接下来，白老师回应了会议上提出的一些批评。对于现代性是一种对传统的反叛的观点，白老师认为先秦时期也处于更新的、对之前模式的反叛的阶段；儒家讲的潜能平等和现实中的政治决策能力不平等并不冲突。白老师明确承认，先秦墨家、法家在贤能政治上其实比儒家更彻底。白老师不认为将国家的目标定为追求社会稳定、国富民强是太过狭隘的，政治所能解决的往往是底线的、共同的问题。儒家混合政体强调了民意的重要性，而只是反对只依赖于一人一票。实际上，连政治平等主义者罗尔斯在《万民法》中都没有将一人一票列为基本人权。白老师同意谢晓东老师对厚和薄的中道需要论证的观点，但指出这不是他的书的重点，并且他明确指出了，在这个问题上，有学者给出了很好的处理。关于朱佳峰老师的批评，白老师认为：自己只是反对流行的民主观点，这种批评与自由主义无关；并且，自己对民主制度的批评都是在规范层面和结构层面上展开的，而不是拿理想的儒家制度来批评现实中民主的问题。

在报告过后，各位老师和同学进行了讨论和互动。最后，本次工作坊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期待下一次比较政治哲学工作坊的召开。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