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 王家宝）6月7日下午，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伦理学研究室主任，赵琦研究员在振华楼金沙集团1862cc成色B214作了题为“共同体与秩序：从荷马史诗的友爱观谈起”的讲座。讲座由伦理学与政治哲学教研室王斌范老师主持，华中科技大学易刚老师评议，葛四友、李勇等老师参加讨论。

讲座伊始，赵琦老师介绍了《荷马史诗》的历史背景。她指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故事分别围绕迈锡尼文明晚期的特洛伊战争、以及奥德修斯的战后返乡历程展开。《史诗》成书于古风时代早期。由于经历了黑暗时代，四个世纪之前的迈锡尼文明的王权制度与发达的官僚体制早已被遗忘。因此，《史诗》呈现的是一个社会组织结构松散、缺乏完备官僚体系的社会。鉴于此，作为西方最早的长篇文献的《荷马史诗》最能反映西方共同体观念的原初形态。

随后，赵琦老师简要概括了当前学界的主要研究方法与立场。她指出，当前学界从《史诗》中的“友爱”概念切入研究“共同体”的问题。学者们持有两种不同的诠释路径：排斥道德的与友爱之情的功用性解读，以及私人化的情感主义解读。她提出折中的立场——反对纯粹的功用性解读，也批评情感主义解读忽略了友爱的公共性。在她看来，史诗诉诸道德与情感的双重维度以捍卫“友爱”及共同体。

在分析了功用主义立场赖以证成的语源学基础和社会学推论之后，赵琦老师先直接反驳了功用主义的论证基础及推论。而后，赵琦老师重点阐释了《荷马史诗》中的友爱观。她指出，《史诗》使用了非常具象的概念“Philos”来表示友爱。“Philos”最常见的用法是表达被动内涵的形容词“被爱的”，《史诗》中的“友爱”就是围绕所有被爱者展开的。《史诗》集中体现了三类友爱共同体：家室友爱、宾客之谊和同伴友爱。

在《奥德赛》中，家室友爱的对象是同一个屋檐下的父子、母子、夫妻、主人和奴仆。《奥德赛》中描述了众多背叛家室友爱的人物，体现了普遍失序的“家庭”状态。通过对比众多的叛徒与始终对奥德修斯忠诚和怀有深厚情感的妻子和奴仆，并赋予他们与其道德相一致的结局——叛徒被杀，忠诚者捍卫了家室共同体并获得幸福，史诗表明只有忠诚的道德与情感而非功利目的才是家室共同体得以维系的根本。

宾客之谊则是古希腊别具特色的联合方式，学界常以风俗和行为规范对其进行解读。在《史诗》中遵循一个固定的程式：某个外乡人投奔主人，主人热情款待他，并提供他所需要的帮助。通过象征互惠关系的赠礼以及回礼、宣布双方的宾客关系以及起誓等仪式化的行为，确立双方的朋友关系。这种共同体的要义在于互利互惠，这就意味着，客人接受主人的恩惠，主人在需要的时候应当获得客人的回报。赵琦老师指出，宾客之谊是古希腊社会非常重要的风俗和行为规范，但其并不具有强制力，而是需要自觉自愿遵循正义的美德，并以情感加固之。

同伴友爱则是《史诗》中最常见的一类友爱共同体。《史诗》中“同伴”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指向同族人与同族战士、同船人，还包括政治与军事联盟等等。这种同伴共同体就是为了特定目的联合起来的群体，其中的成员必须承担各自的责任。但是赵琦老师指出，《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的反目表明，仅仅基于共同的目的与责任，同伴之间的友爱并不牢靠。经过使团劝和、好友劝说直到阵亡的过程，陷入愤怒并罢战的阿基琉斯逐渐意识到“友爱”之情的意义，并最终不惜牺牲生命而回归战斗。好友之死激发了阿基琉斯对友爱深层次的领悟，他看破了荷马社会对英雄的荣誉奖赏机制，却为了纯粹无私的友爱之情回归共同体，重新承担起英雄的责任。

最后，赵琦老师简要总结了《荷马史诗》中友爱观的哲学影响。首先，它确立了古希腊友爱观念的范围，深刻影响了古希腊人的交往理论。希腊“友爱”观念的宽泛外延（家室成员、伙伴、同船人、外邦人）以及政治共同体的公民友爱也都传承自《荷马史诗》中宽泛的友爱观念。其次，它奠定了后世哲学家的探讨方式。“Philos”关于被爱者，以及被爱物的中性用法，直接影响了亚里士多德探讨友爱的问题意识——从三类“被爱的”中性事物，而非人之间的关系与交往出发探讨友爱问题；“Philos”作为形容词的主动与被动形态也有可能影响到柏拉图，让他发出这样的疑问：“某人爱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们中的哪个成为另一个的朋友，是爱者还是被爱者？”

在评议与讨论环节，赵琦老师分别就“无序状态”的解读可能需要更强的文本证据、友爱与共同体概念之间的张力、“Philos”与哲学史上的“圣爱”(agape)、“爱欲”(eros)等概念的区别与联系等问题同在场师生展开互动交流，现场反响热烈。

（编辑：邓莉萍 审稿：刘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