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通讯员巩若含）11月25日下午，武汉大学“跨文明视野里的现代化和现代性问题”系列讲座之六：“自然法与人为法之间：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金沙集团1862cc成色B301报告厅顺利举办。本次讲座由复旦大学金沙集团1862cc成色白彤东教授主讲，金沙集团1862cc成色储昭华老师、李巍老师与谈评议，廖璨璨老师主持。

白彤东教授主讲

首先，白老师从韩非子与西方政治哲学的比较引入对于法家思想中法治概念的探讨，澄清和分殊了几种相关的法哲学术语：人治、法制、法治、法律实证主义（人为法）、法治与自然法。法家的“法”字，包括一般来讲的中文中的“法”字，首先是指方法、办法，落实到政治治理的办法中则是指一套理性官僚制度的建立。因此，法家的“法”更多的是指一整套制度体系，其中包括去人化的行政技术。用现代法律意义上的“法”来理解法家就存在误解。而法家内部也有好法家和坏法家之分，好法家以商鞅为代表，强调理性官僚制，坏法家以申韩为代表，强调权术。制度与权术的对立引出对于法制和法治的讨论，前者是依法治国，即rule by law，后者是依法治国，即rule of law。

白老师强调，与法治相反的是人治，通常认为人治是不好的，是和法治相对的，这种被批评的人治的核心是治理中的随意性，即随意的根据自己的意愿去治理。这一点也是韩非子对德治持批评态度的原因，即德治没有一个可靠的标准。韩非子对儒分为八的争论、孔子对学生的判断错误等状况的评价正是一个道德多元的论证，但是韩非子关心的重点是如何把这些多元的道德价值统一起来。在小范围的治理中，高道德的人治是最有效的，而在大范围的国家中，法治则是更好的工具。在现代法哲学的讨论中，法治与自然法概念的混淆也是很常见的。白老师总结了自然法的两种来源，即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通过神为法律提供了一种神性，以及希腊罗马的逐步扩展中发展出的一元法。自然法概念中有一个神圣的宗教道德含义。这种内涵着正义性的法律概念影响了我们对于法家的法治思想的理解。

紧接着，针对对于法家并非支持法治的批评，白老师认为这其实是采取了对法治的一种“厚”的理解，即将法治理解为善法之治或者某种自然法意义上的法治。这种“厚”的理解是在简单的法治上添加了许多额外的内容，例如民主、正义、自律，导致“法治”这一术语失去了意义。因此，认为韩非子的观点，或法家的观点不包含法治内容，实际上是混淆了当代自由民主价值下的自然法和法治。在概念澄清的基础上，白老师认为，从人治到法制再到法治及自然法的一系列概念构成了一个稳定性逐渐增强的光谱。因此概念之间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特别是当人为法获得了一些特性之后，法制可以转变为薄的法治。白老师以霍布斯为例说明了人为法向薄的法治的转变。霍布斯认为，人们作为主权者，可以投票进行法律的更管，法律虽然还是一种工具，但是这一工具的实现需要人民的全体投票才能兑换，因此就给这种法制工具增加了一些稳定性的因素。同时主权者虽然有着定法的自由，但是主权者也受到自然法的限制。由此可见，政治哲学中的自然法和人民投票对人为法做出了诸多限制，当这种工具被一步步限制，稳定性增加了的人为法就会慢慢滑向法制。

最后，白老师重新解释了韩非子的独特法制路线和君主与法的关系。法的最终来源是道，明君应当根据道管理国家，因顺道完善、成全法律。韩非子一方面赋予君主绝对权威，又通过法虚化了君主的绝对权威。韩非子坚持法律的清晰性，认为只有保证法律的清晰性和一致性，才能确保这套治理工具是有效的。而有原则的工具主义的法制就可以逐步演变为法治。关于君主与法的关系，韩非子预设君主是理性的。战国时期治国的普遍现状是，君主不守法，国家会变弱。因此从人趋利避害的角度出发，只要君主是理性的，就会选择守法。同时在国家内部君主必须是在法律之上的，是解释和执行法律的最高来源，因为任何制度的实行最终都依靠人治，任何法律系统中总共有一个超越法律之上的绝对的主权者。

储昭华教授与谈评议

李巍教授与谈评议

郝长墀教授参与讨论

与谈人储昭华老师认为，对于国内法哲学的范式主流，白彤东老师做出了他的颠覆性的改造，打破了人治与法治的传统对立，突破了对于中国传统只有人治的偏见，丰富了中国哲学法哲学的内涵。紧接着，又从自然法在西方的地位和作用，法的主观意图和客观效应之间的张力与白老师展开讨论。与谈人李巍老师则分享了他在讲座中的三点思考，即法思想中存在娱乐及养生元素，法思想的工具性，法家学派的定义问题以及为之辩护的合理性，并就法家存在与否以及理论学说的现实意义与白老师交流意见。此外，郝长墀老师也就人治到法治的光谱结构中王的位置以及韩非子理论中国家与君主关系的假设和现代西方理性人的设定的比较等问题与白老师进行了沟通。三位同学就讲座内容提出了自己的问题，白彤东老师也一一详细回应，师生积极讨论互动，同学们纷纷表示讲座内容深刻而富有启发，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落下帷幕。

（摄影：李洁 编辑：邓莉萍 审稿：严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