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强 熊贵平

黑格尔曾经指出人类文化传播中一个简单而具深意的现象：同一句话，不同的人说出来，就会有不同的含义。与此相应，我们可以推知，同一个理念或同一个文本，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和诠释，正如西方美学界流行的一句谚语所言：“有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此，自新世纪以来，随着全球文化交流的日趋密切和文化多元趋向的日益深化，学术研究中跨文化、多学科对话越来越受到不同领域学者的重视，并逐步成为当今具有创新与超越意义的重要学术研究方法。正是基于这一文化发展趋向，2008年11月8日，武汉大学“中国佛学及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一届“旭日佛学多学科学术对话”研讨会，本届会议的主题是“《金刚经》多学科学术对话”，由麻天祥教授主持。《金刚经》是佛教的基本经典，其自鸠摩罗什等人传译到中国之后，历代高僧大德注疏、诠释层出不穷，已成为佛教的代名词而深深融入中国文化。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国内各高校不同学科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围绕《金刚经》展开交流与研讨，从哲学、宗教学、心理学、教育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美学等不同视角对《金刚经》进行了多维解读与诠释，并就相关问题进行了跨学科对话，从而为当代佛学研究铸造了一种崭新的模式。

多学科对话模式最重要特征便是多维度诠释与跨学科对话。古人云：“横看成岭侧成峰”，在本次会议上，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维度对《金刚经》进行了诠释与对话，从而使《金刚经》展现出多维“景象”，为我们认识和理解《金刚经》内涵提供了丰富的视角。概而言之，本次对话主要呈现出以下几种维度：

一、哲学与宗教维度

《金刚经》作为大乘佛教的代表经典，对中国哲学与中国佛教有着极大影响。因此，从这一维度来解读《金刚经》便成为较为普遍的一种选择。

武汉大学麻天祥教授所作的主题发言，便从哲学维度对《金刚经》的思想特点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做了全面阐释。他认为，《金刚经》是“佛门的智慧之母”，是大乘佛教的理论基础；也是在弘传过程中，译介最早、流传最广、影响最深，和中国文化结合最密切的佛教经典。《金刚经》主讲缘起性空，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实相非相，是名实相”三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无上正等正觉，简单的说就是智慧，是破除我执的大智慧。儒家有比作“诚”，即“中庸”和“明明德”者。禅宗就是以此为纲领，实现见性之路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者，表面上看似悖论，实际上却是以缘生为基础的辩证思维。“应无所住”，就是不住念，念念相续。“生其心”者，即生吾人本具之妙明真心，就是本心，不染心、平常心，也就是不起心、不住念的无生灭的本性。用世俗的话说即是慈悲心、平等心、利他无我心。所谓“实相非相，是名实相”，佛教认为“万法因缘生，我说即是空”，故而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皆是假，即不真，是假有，所以主张“实相非相”（若言其有，有非真生)；但万物毕竟存在并表现为一定的相状（若言其无，事象既形），故称为实相，也是指称的概念，即“是名实相”。《金刚经》中还有许多这样的表述，表现出超二元对立的多值逻辑思维。随后，麻先生还就佛性论、因果论等问题，在义理、现实以及信仰不同层面解答了大家的疑问。

安徽大学宛小平先生指出，《金刚经》对中国哲学影响巨大，不少中国哲学家的思想中都有它的身影存在，如方东美的哲学思想是一种不落一边、超越主客二元对立的“超本体论”，其理论方法显然受到《金刚经》的影响，其临终前曾作诗云：“我自空中来，还向空中去，空空何所有，住心亦无处。”便是借《金刚经》中“应无住而生其心”观念以表其心。武汉大学邹元江先生也指出，方东美哲学思想受《金刚经》影响所呈现的“无住生心”思想模式，是对近代以来我们所接受的西方主客对立思维模式的超越，而其思想的确既不同于新儒家，也不同于新道家。武汉大学吕有祥先生则进一步对“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一思维方式进行了详细阐释，他指出，“无住生心”的“生心”并不是要生成某种“心”，而是要树立“无所住”的世界观，也就是要能见诸法实相，而实相即空，即无常。

《金刚经》所代表的大乘佛教思维与中国传统儒道二家的思维的确存在较大差异。武汉科技学院杨家友先生便通过比较儒道释对“生命如何永恒”的回答的比较，指出《金刚经》不同于中国传统儒道思想，其终极关怀不在此岸而在彼岸，金刚般若所强调的大智慧，不仅要求对现世生活完全持否定态度，而且对个体存在本身也须予以否定，这恰体现了佛教真理的一项基本原则。西北师范大学韩传强先生则从另一个角度探讨了《金刚经》终极关怀的理论特色。他认为，《金刚经》主要是一部谈空的经典，但其在谈空的的同时却处处彰显着对人类终极的关注。以“破”与“舍”为主要方式的《金刚经》并未出现一个“空”字，这正是《金刚经》终极关怀的特色所在，而理性与信仰的融通、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化先验的预设为内在超越等正是这种理论特色的具体体现。

在《金刚经》的终极追问中其实也包含着对现世问题的关注。从这一视角切入，武汉大学方永先生对《金刚经》的伦理学意义进行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大乘佛教修六度波罗蜜的智慧是佛教伦理的根本，而《金刚经》以最精辟的形式阐述了佛教伦理的德性论的根本点，即发心为上，众生平等，诸法平等，不入不住，是为圆满。《金刚经》的这一系列伦理思想可以给当代生活以许多启示。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肯定了《金刚经》对现世关怀的价值所在，并进一步指出，我们在研究中要想从《金刚经》获得更多启示，一方面要回到理论本身，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以现代哲学语言来重构《金刚经》的哲学结构。他将这一结构归纳为三个层面：一是存在，即“缘起性空”；二是思维，即“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三是语言，即“实相非相，是名实相”式的否定式表达方式，

二、历史与语言维度

《金刚经》在历史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正如武汉大学麻天祥教授所言：以《金刚经》为代表的大乘佛教思想，重塑了中国人的人生哲学，丰富了中国文化的理性思维，陶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情趣。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金刚经》对中国文化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河北师范大学王宏斌先生通过回顾《金刚经》的传播历史，指出《金刚经》对下层民众和上层士人都有着很大影响，其中尤以近代知识分子所受影响最大，如龚自珍、魏源、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人都投入对其研究之中，由此对近现代文化产生了很深影响。

《金刚经》作为外来佛经，在翻译及其传播过程中，其语言表述方式和词汇运用对中国语言都有很大影响。武汉大学吕有祥先生指出，《金刚经》对“实相”有三种表达方式：表、遮、喻。意即表诠、遮诠、譬喻。《金刚经》的语言模式对中国古代语言表述产生过较大影响。武汉大学孔祥珍博士则进一步从《金刚经》的外来词汇入手，对其语言特色进行了深入研究。她通过对《金刚经》中的音译词、意译词、合璧词、佛教成语的归纳统计，指出梵汉两种截然不同质素的语言系统在汉译佛典的传译过程中，展现出无有穷尽的延展性及容纳性，致使外来词汇在借用汉语及其造词法的同时，既能在不失其自身所承载的原义下脱胎换骨，又能以其丰富底蕴对本土文化进行渗透与借用，为异质文化间的适应与融合提供了最好的范本。

三、教育与心理维度

宋契嵩曾将佛教视为“治心”之学，佛教所追求的“觉悟”境界更多是一种心灵境界，因此，《金刚经》中所倡导的般若智慧，在许多方面对心理学深有启发。武汉大学钟年先生便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金刚经》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他认为，《金刚经》是彻底解放烦恼心灵的大智慧，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其智慧直到今天还可以经过创造性转化进入心理健康的实践，甚至帮助构建中国人的本土心理学理论。例如经中所论自觉与觉他、名相与实相、性空与幻有等均可结合心理学的知识来解读，从而达到《金刚经》与当代心理学的良性互动。

佛教既为“治心”之学，亦为“教化”之学。武汉大学孙劲松先生从教育学的角度探讨了《金刚经》的福德观教育。他认为，日常生活中许多善男信女认识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上一生行善，下一生富贵”的福德观是对佛教福德观教育的一种误解。佛教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使广大众生去妄求真，找回自己清净本心，证得如来智慧觉性，因此，在佛教中只有以证得真心觉性为宗旨的善行才能成为“福德”。他指出，真心的体证是具备真福德的关键，无住相的布施是真福德的起点，而从究竟上讲，福德本身亦不可住。如果只一味追求功利性的行善积福，不仅是对佛教福德观的误解，也偏离了佛教教育的目的。

四、艺术与美学维度

虽然是一部宗教经典，但《金刚经》对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却有着重要影响，湖北美术学院刘茂平先生的研究便说明了这一点。他主要是从艺术史的角度探讨了《金刚经》的传播与中国早期版画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大量资料的统计与对比，指出中国版画的产生与发展主要受到佛教弘传影响。从佛教的早期传播情况看，经文和图画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虔诚的佛教徒为了更好地传播教义，找到了图像这种直观的方法，由此催生了中国版画发展和版印技术的的进步。从现有资料来看，在元以前中国版画的题材全部是佛教内容，其中又以《金刚经》最多。由此可以推知，元以前《金刚经》大概是被传最广的一部佛经了，而它的刻印与传播对中国版画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金刚经》在艺术创作中的广泛运用，使其思想观念对古代艺术的审美方式也产生了广泛影响。武汉大学彭富春教授指出，如果用最简洁的语言来表述《金刚经》的哲学思想的话，那便是“去妄求真”四字。其意义即是给我们一把智慧之剑，去掉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妄念，从而获得真理，并由此岸而达彼岸。而要获得真理，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如实观照”。这种观照方式，对中国古代文学艺术都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武汉科技学院马进先生则从更广泛的佛学角度探讨了禅宗境界的美学内涵，他认为禅宗境界突显的是佛教所宏旨的本源境界，它是对佛教境界的一种本源的阐释，是对佛教境界的一种复归。只有从这一原点出发，我们才能把握其美学内涵。

正如金沙集团1862cc成色院长朱志方先生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辞所言，多学科对话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方法，推源溯流的话其实一直可以追溯到佛教传入中国之际。佛教入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与交融所产生的新思想、新观念，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可以说，佛教中国化对中国文化的创新正体现了跨学科对话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多元交融的时代来进行“佛学多学科学术对话”便显得尤为有意义。而此类佛学会议在国内尚属首次，主办方一再强调，这既是尝试，也是为以后更广泛和深层次对话经验积累。与会学者也一致认为，这一学术平台的建立与进一步发展，必将对新世纪佛学研究产生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会议主持人麻天祥教授和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彭富春教授最后表示，将在明年适当时候继续召开第二期“佛学多学科学术对话”会议，并诚邀海内外更多学者积极参与这一对话活动。

武汉大学 中国佛学及佛教艺术研究中心供稿 高文强 熊贵平执笔 2008-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