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教授将“中西哲学方法比较”作为第一部分，他指出：中国哲学对“方法”没有自觉的意识，哲学方法同历史方法相混淆。中国哲学讲究对原典的背诵，在这种背诵中体悟其中的微言大义；而西方哲学则从泰勒斯开始就注重命题的论证，因而西方哲学有一种明显的线性发展过程。他认为，既然“哲学就是哲学史”，那么哲学的方法也就是哲学史的方法。

接着，邓教授详细地阐述了哲学史的基本方法：逻辑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逻辑方法有文本逻辑和意义逻辑两个层次。文本逻辑注重语言分析，以求辨别真伪、疏通义理，也就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小学”功夫。意义逻辑注重阐发文本的意义，在这方面中西哲学有明显的差别：中国哲学以体验文本的微言大义为主，而西方哲学以论证为主，而泰勒斯之所以成为哲学家而不是祭司就在于他论证了而不是信仰“水是万物的本原”这一命题。邓教授结合西方哲学解释学的思想着重讲述了“历史的方法”，认为哲学的历史是义理的历史，并且是“效果历史”，即文本在历史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效果”，而文本的原意像康德的“物自体”一样是只能无限接近，而不能明确把握。因此，对于文本主要看它的“象征义”，即从作者的整个义理来研究文本。历史的真相只是相对的真相，而非绝对的真相，而这种相对的历史真相就是历史感。

在交流环节，邓教授就中国哲学在世界上的地位、中西哲学的融通等问题进一步阐明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中国哲学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很高的，并且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日益提高，但由于汉字的复杂性而对其传播造成了难度；他还认为中西哲学有融通的前提，并将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