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健章是武汉大学知名教授，也是我国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泰斗。1912年出生、1998年逝世的他，一生经历了中华民国与新中国两个时期，既谂知四书五经，又系统接受了新式教育，这为他在古文研究方面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在李健章骨子里，既有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气节，又有新式教育带来的自由民主风尚。他崇尚真诚，有正义感，怀正直心。在喧嚣芜杂的世界里行走，他始终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坚守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社会良心。

李健章擅古文辞，曾崇仰乡贤姚姬传，学桐城文，武大“六一”惨案纪念亭碑文即由他手撰，颇得古文家法。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军警千余人突然包围武汉大学，搜捕进步教授和学生，并开枪打死王志德、陈如丰、黄鸣岗3名学生，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六一”惨案。对于这样惨无人道的行径，李健章义愤填膺。

8月间，应母校文学院院长、昔日恩师刘永济教授之邀，李健章回到了熟悉的武汉大学。珞珈山水依旧秀丽，只是惨案后它仍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他积极了解惨案发生的详细情况，向被捕教授询问他们的亲身经历，他也亲眼目睹学生宿舍阶梯上的斑斑血迹和累累弹痕，凭吊被枪杀的3名学生的墓地，对惨案的经过有了更多的了解，对事件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

当刘永济要他写一篇《六一纪念亭碑记》时，李健章当即明白这意味着极大的危险，但这是老师亲自交办的事情，是学校、老师的信任，他不能推辞。更为重要的是，他心中有所郁结，不吐不快。“世事艰屯，腥风血雨，扰攘尘寰。学府潭潭，弘歌之地，也不平安。”有感于此，他接受了任务，愤然撰写六一纪念碑碑文和“死难三生传”。

经过一天的思考，次日晚，他打开电灯，默默地打好了腹稿，下笔如神，很快把碑记草稿写完。他长吁一口气，如释重负，顿时感到全身轻松。李健章当时那种复杂迷茫心态，在他当年写的《柳梢青二首》这两首词中有真实反映：

为武大作六一纪念亭碑记，通宵失眠。

寂静凄凉，虚窗冷月，秋夜偏长。搁笔沉吟，几番涂抹，苦苦思量。承应代写文章，没料到，牵连四方。缜密修辞，机锋暗敛，谨护周防。

世事艰屯，腥风血雨，扰攘尘寰。学府潭潭，弘歌之地，也不平安。寻思惨案心寒，撰碑记，踌躇万般。悲愤胸怀，紧张情绪，倚枕难眠。

六角飞檐，碧瓦熠熠，朱红圆柱，石碑耸立。冬青围护，绿草茵茵，而今，饱经历史沧桑的武汉大学“六一”纪念亭依旧傲立教四楼前，见证了一座高等学府的伤痛，诠释着疾风劲草的内涵。

“父亲的坦诚和刚直不阿深深感染了我，他‘清清白白做人’的思想成了我执教多年一直铭记于心的教诲。”在父亲自甘淡泊、刻苦自学精神的鞭策和鼓励下，金沙集团1862cc成色教授李维武在哲学领域开辟出了一片天空。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即使是在险恶的环境中，李健章依然坚守。一股浩然正气，从这位热血学人身上喷薄而出。而这样的伟大人格，在文革期间，在他为所谓的“右倾分子”吴志达老师主持婚礼时，再一次得到了彰显。或许，正是这样的精神和人格，感召了当时中文系的全体老师，结果本来预料中冷冷清清的婚礼变成了座无虚席。至今，刘志达每忆至此，依然感念不已。

作为治学严谨的学者，李健章对湖北怀有特殊的感情，十分注重研究湖北历史上的文学家，因此晚年对“公安三袁”的研究顺理成章。自1962年起，李健章开始致力于晚明文学公安派研究。他身体硬朗，在业余时间，他会不时带上自己的子女李维武等人在东湖游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李健章的身体抵抗不了岁月的侵蚀。即便如此，他还是不顾身体多病，倾其全部精力，开展研究工作。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年过古稀的李健章健康状况一日不如一日，但他还是坚持学术研究。为了查阅资料，他不辞劳苦登上樱顶去老图书馆。或许，我们可以回想，在一个秋天的黄昏，暖色调的夕阳斜斜地将光芒投射在古朴的樱园，银杏叶凋落了一地，樱花树静默无言地伫立着，而此时，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鬓发凝上了霜华，迈着小小的步子，拄着一根拐杖，沿着樱园108级阶梯踟蹰而上。身患腿疾的老先生已抬不起脚了，他走几步，就不得不停下来歇息，到达老图书馆时已是筋疲力尽了。庄严的樱顶老图，一位年迈的学者，给人一种淡看岁月流逝、学术路上苦苦攀登的安谧而温馨的感觉。

晚年的李健章，以其坚毅完成了公安派研究专著及论文集。《< 袁宏道集笺校>志疑》、《袁中郎行状笺证》、《炳烛集》三书合为一册，由湖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至今，在湖北荆州公安县的公安三袁纪念馆中，也留下了李健章的名字，对他在该领域的研究给予了充分肯定。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李健章恰似一株青松，挺拔、伟岸、刚毅，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尤为难得的是对于这样的一个位置，他坚守了一生。